即便是真心实意希望在创意产业上谋求发展的地方政府和创意产业园区，也因为交通闭塞、人才稀缺、产业链不完善、理念落后等因素造成其发展举步维艰。

这种收入分配平等使中产阶级的收入和财产减少。比如，1921年钢铁价格实际降低了16%，工资却上涨了81%（第225页）。

当然，无论修约有什么后果，赔款总是少不了的，经济也会受到巨大冲击。作者在这本书中研究的是一战后德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后果。为什么研究法西斯起源的书名叫《纸与铁》？作者在引言中指出，纸是维持德国最大港口（汉堡）经济运行的纸币，铁是运输货物、保卫贸易的钢铁舰船。1949年蒋介石政权的崩溃，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的瓦解，都源于这种通货膨胀。典型的例子就是德意志造船厂原计划投资1036亿马克，但是1922年，实际用于新工厂的投资只有1660万马克（参看第248页）。

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通常的通货膨胀很难达到这样的程度。物价预期与货币紧缩之间的不良循环——成本推动物价导致货币紧缩，货币紧缩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导致成本压力更大，而企业向后端传导成本的冲动更加强烈，物价上涨预期更加强烈，货币更加紧缩。

国内民众财富缩水与国外金融资本发财之间的不良循环——美元滥发导致国内企业原材料成本上涨，在国内货币紧缩的背景下，国内企业不得不接受高企的原材料价格。资本流出越多，内需越虚弱。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实体经济与金融安全之间存在着一个不良循环。城市社会成本与就业之间的不良循环——城市社会成本越高，劳动力价格要求越高，但企业在资产质量恶化的前提下，无法应对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结果大量进城的农民变成城市无业游民，社会安定受到影响。

在企业规模边际的作用下，越雇不起高价劳动力的企业，越难确保规模边际的实现，产品质量也会随之下降，如此企业将更加艰难。国民财富流失与经济内需之间的不良循环——用紧缩货币的手段对付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结果使大量实业资本逃离实业，加上国内股市下跌等因素，致使大量民间资本流向国外。

结果是，中国企业被迫接受价格所承付的成本，被炒作资源的国外金融机构赚走了，而这个高代价通过中国企业传导给社会公众。说了这么多不良循环，核心指向当然是用紧缩货币政策对付输入性或成本推动性物价上涨的政策。融资价格越高，实体经济越是艰难，并由此衍生出多重不良循环。金融安全性越低，越会提高融资价格。

这是企业与债权资本之间的不良循环。企业资产质量越差，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融资成本越高，越不敢为企业提供贷款，从而进一步恶化企业资产质量。企业资产质量与股价走势的不良循环——紧缩货币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加上企业资产质量恶化，导致股市下跌，中国资本定价不断下跌，从而阻止了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股权资本的机会。这也是新一届政府必须面对选择——是继续，还是结束？我认为，在国际经济形势极其恶劣的时候，中国经济必须保持足够的活力，否则我们距离危机就不远了。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企业资产质量与贷款成本的不良循环——贷款成本越高，企业利润越低，资产质量不断恶化。

实体经济越是艰难，金融安全越是降低。2013年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大家对此充满期许

改革三十年的发展方式要分析未来经济发展的各种可能性，首先需要理解当前经济模式的成绩、风险及其原因。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并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其发展方式能否成功转型。而周其仁教授则提出改革解决了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中国早就拥有的低成本优势才转化成了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未来十年的政治、经济改革至关重要。二是建立一套与新兴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宏观政策体系，包括相对独立、专业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和责、权结合的财政预算制度。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现实已经使得改革无法继续回避，比如影子银行业务的快速膨胀迫使当局不得不加快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而伴随着领导层的换届，国内外各界对于改革的期待也进一步增强。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核心是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消除要素市场的扭曲，最终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这个框架曾经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逐步引发了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风险。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政策框架包括三个重要支柱：产品市场放开、要素成本压低及政府有选择的干预。

对此，政府与企业都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应对得当，衰退与危机就有可能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契机，而未来的增长之路也有可能由此变得更健康、更可持续。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几年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年均GDP增速达到10%，人均国民收入从1980年的22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000多美元，同期贫困人口的比例从84%下降到了13%。

不过与此同时，经济风险也开始逐步加大，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收入分配、经济结构、资源效率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当前的增长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大方向上决定了今后政策的连续性，因此改革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还需观察。林毅夫、蔡昉和李周教授认为核心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年代的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转变为顺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要实现这些转变，适当的政治改革必不可少。

中共十八大顺利闭幕，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由习、李主政的新的十年。进入 黄益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增长 。

萨克斯和胡永泰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向东亚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靠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必须直面的一个挑战。

但是在从经济奇迹走向常规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很可能面临改革以来第一次经济衰退甚至第一次金融危机。过去支持高速增长的一些有利条件，包括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成本的优势以及出口的快速扩张，已经开始消失，GDP增长潜力已经从过去的10%下降到8%左右。

早在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教授就将这一经济成就命名为中国的奇迹。三是改变过去政府强力动员资源直接支持生产、出口与投资的做法，转向鼓励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樊纲教授则强调双轨制的重要作用，即一方面保持国有部门及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创造条件让非国有、非计划经济活动快速成长。如果改革能够顺利推进，那么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实现8%的增长潜力

企业资产质量越差，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融资成本越高，越不敢为企业提供贷款，从而进一步恶化企业资产质量。物价预期与货币紧缩之间的不良循环——成本推动物价导致货币紧缩，货币紧缩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导致成本压力更大，而企业向后端传导成本的冲动更加强烈，物价上涨预期更加强烈，货币更加紧缩。

在企业规模边际的作用下，越雇不起高价劳动力的企业，越难确保规模边际的实现，产品质量也会随之下降，如此企业将更加艰难。说了这么多不良循环，核心指向当然是用紧缩货币政策对付输入性或成本推动性物价上涨的政策。

结果是，中国企业被迫接受价格所承付的成本，被炒作资源的国外金融机构赚走了，而这个高代价通过中国企业传导给社会公众。这也是新一届政府必须面对选择——是继续，还是结束？我认为，在国际经济形势极其恶劣的时候，中国经济必须保持足够的活力，否则我们距离危机就不远了。